从根本上说，是“人性”为大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经济学教授陆铭在《大国大城》中高度概括了这一现象。对于陶渊明“心远地自偏”的诗句，他说：“现代人何妨作这样的解读：偶尔厌倦了大城市的各种“病”，那就去用内心的安宁来治疗，“心远”即可，而未必是归隐山林，更不是把城市硬建得像农村一样低密度。总之，大城市的活力在根本上来源于人性。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害怕孤独的。”
如此看来，很少有人会在生活中实践陶渊明或卢梭式的生活，“绿色”也因此聚焦城市。
奥地利格拉茨技术大学建筑与能源研究所布赖恩科迪（Brian Cody）教授无疑是“绿色”问题专家。在几十年的教学、调研和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建筑物在全球能耗所需中大约占比35-40%。这样的评估还未包含许多无法预测的因素。无论如何，精确的百分率已经没那么重要。能确定的是，建筑与城市开发是当今社会耗能最大的原因，随后才是工业和运输业。因此，我们应该专业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来解决“绿色”问题。
对“绿色建筑”定义为：绿色建筑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世界资源，包括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等，保护自然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物。 “绿色建筑”往往看上去非常引人注目，在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变得异常“性感”，然而，当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绿色”或“可持续”的言论，它真正的含义却正离我们渐行渐远。所幸的是，包括Ingenhoven，MVRDV，Stefano Boeri，Snohetta和WOHA等一系列活跃在全球语境中的建筑事务所，他们正通过各自的设计实践给“绿色建筑”一个更广泛的定义。假如有朝一日“绿色”或“可持续”一词消失，我们该用什么词语来定义一个更为智慧的建筑和建筑文化呢？“耐用”，“可靠”，还是“功能更好的”？
对于绿色建筑的实践，德国早就走在世界前列。“德国还有17年的时间就用完碳排放指标。可持续是必行之路，别无它选，”德国可持续建筑评价标准DGNB评价体系现任总裁Johannes Kreißig说。DGNB和有关政策的出台，使得新生建筑在“绿色”方面几乎无可诟病，对于存量建筑的更新就变成了焦点所在。
“地产商也逐渐嗅到了这股能量。建于上世纪50-70年代的住宅难以出售，重新整改去满足可持续标准代价昂贵，这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这群住宅正快速地贬值，百姓也会通过价格信号感受到，”Kreißig说，“这让我感觉到经济与可持续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许2019年将要出台的碳排放税会加速这一现象。没有按照标准建设的房屋比绿色房屋付出更高的税收。巴黎气候协议不会是一纸空文，各国政府均在采取行动。”
自上世纪90年代，“室内环境质量”的概念因由健康建筑方案（世界卫生组织）和病态建筑综合征的提出，开始步入设计师和建筑业主的关注议题中。在某一些程度上，九十年代所围绕的依然是追求环境控制的延续，而其余的建筑师们则开始寻找继后现代主义建筑之后的下一个目标。这导致了一系列建筑环境评估（评级）协议或工具的诞生，例如LEED（美国），BREEAM（英国），DGNB（德国），CASBEE（日本），GREEN MARK（新加坡）和GBL（中国）。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教授刘少瑜博士介绍道。Forster + Partners的赫斯特大厦，以及帕克街425号分别是首个获得LEED和WELL认证的建筑。
因为地理因素、气候环境、人文传统和市场条件的区别，未来很难出现一个全球性的标准，然而在基于普世的价值观上，不同国家能够准确的通过情况做出调整。让Kreißig欣慰的是，中国即将出台的新GB在可持续的问题上与DGNB十分近似，令人期待。
在Kreißig看来，“零碳排放”是对未来建筑提出的最基础要求。它并非完全杜绝二氧化碳排放，而是使用植树等自然方式补充等量的氧气与人们排放的二氧化碳相抵达到平衡。对于“耗能第一”的建筑而言，能耗问题自然首当其冲。
根据 WELL 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接近90%的时间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房子里。每日，电梯将你送入几十层高的办公楼内，地暖、空调增湿器等设备保证你的体感舒适，空气净化器为你除去空气中的异味和有害化学气体，还有你手捧的热腾腾的咖啡，是由水泵、管道和电缆运输而上的水和电能帮你实现。在一栋栋美丽外壳的包裹下，那些如同人体血管一样的管道系统，几乎占用了50%的空间和能量。这些“隐形建筑”掌握着它们是否正常运作，为了获得足够的能量，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也就逐渐制造出一个个“城市热岛”，最终成为全世界升温的罪魁祸首之一。
为了提升能效以实现“零碳排放”的目标，建筑师们往往借助自然的力量。在德国著名的工业设计品牌 Kronberg 总部大楼外设计中，Schneider + Schumacher建筑事务所与Brian Cody一起探讨了一种新型的外立面概念，即外立面可以随气温、阳光和使用者行为的变化进行调节。芬兰建筑事务所PES也将一种手机太阳能的新技术，首次运用在南京中芬中心的建筑外立面上。
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零排放建筑”，它不仅要为供暖，通风，冷却，照明灯系统提供所需能量，也要考虑到全生命周期中所涉及到的搭建，使用，维修和拆除中使用到的能耗。挪威的Snohetta事务所已经不满足与“零碳”的目标，在ZEB Pilot House，Gullhaug Torg和Powerhouse Kjørbo等“零碳”建筑之外，又于2018年12月宣布了哈佛HouseZero的诞生。在白天，HouseZero 完全运用自然条件，并在供暖、通风和电能的消耗上趋近于“零”，并且，在其生命周期内，它可以产生超过搭建和拆除等过程中使用的能耗，是“自行产能”建筑的实验基地。
这时，当我们再次品味Kreißig对于新生建筑“零碳排放”的褒奖似乎更为理解了，但他却在肯定之中露出了一丝疑虑，“如果仅用单位面积能效来衡量，德国如今与20-30年前比已经提升了两倍有余，但我们也要看到，人均占有面积也从之前的40平米上升到了57平米，并且仍有上涨的趋势，这样一来就抵消了单位能耗提升所带来的成效。”
设计集约型空间已经被用来当作提升能效的一种方式，而延长建筑的常规使用的寿命不啻为当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在当下的中国，大部分建筑的实际寿命约为20年，甚至有许多建完之后不到30日的建筑就面临被拆除的窘境。就在参加 2018 CADE 建筑规划设计博览会的前一天，崔愷参与讨论了将要大幅度提高建筑寿命的“民用建筑绿色建设标准”，他说，“原先建筑的设计标准都基于50年的年限，我们现在应该重提百年建筑，中国的文物建筑应参照欧洲同类建筑的永久性标准，大量标准过低的建筑存量也是造成巨大浪费的重要的因素。”
放眼国际，建造耐用、适用性很强的建筑架构是建筑界为实现“绿色建筑”的主流思考方向。访谈中，崔愷呼吁更多地使用清水混凝土之类“环保”的建筑材料。在德国有关木材、混凝土和砖石孰优孰劣的争论由来已久，“对我而言，只要应用得当，都是很好的材料。我们应针对现有材料寻找到更多的方案。”Kreißig说。
在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聚集无疑是的一剂良方。放眼四周，住宅楼是我们城市中占比最高的建筑体，此间散落着办公楼、酒店、餐馆、学校、医院、博物馆和工厂等不同形态的建筑样式，而不同的建筑形态对能耗的需求也不完全一样。当通风与功能所占的能耗使用被大幅度优化后，随建筑寿命的延长，对其使用方式的思考也变得意义重大，这也表明了在未来“绿色建筑”的设计过程中需要运用更为弹性化和适用性很强的思维。
2000年，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在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具有实验性的“荷兰馆”中植入了垂直综合体思维，在六层叠加的垂直土地上，“荷兰馆”将建筑结构、能源自给、交通路径、生活休闲与废物管理等ECO集中在一起，成为留存至今的少数纪念性建筑之一。热衷于城市、农村和自然等跨界建筑的美国 WORKac 在迈阿密拼贴车库，布鲁克林校园农场等项目中注入了综合利用的共享概念，其中，联合创始人之一Dan Wood也是LEED的认证专家。
随着形态各异的垂直绿化陆续登场，垂直农场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不要把它想象成矗立在城市中央，内部种满蔬菜的大楼，垂直农场的单体耗能巨大，纯粹单一的用途未免浪费，但我们大家可以将不同的使用者聚集在一起，对能源做综合循环利用，”研究了多年“垂直农场”模型的Brian Cody打趣道，“不过它的贡献仅针对使用这一些蔬菜的人，而偏爱肉类的消费者就觉得它没那么重要了。”
在他提供建筑能耗咨询的项目中，位于德国弗莱堡的智能绿塔能够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智能绿塔由住宅和办公两部分所组成，大楼内置的蓄电池不仅节能而且能将存储的能量输送到周边建筑当中，能够大大减少周边的住宅、公共建筑和工厂建筑的能耗；在蓄电池冷却过程中所散发出的剩余热能还可拿来养鱼，种植蔬菜，供市民享用。此外，整个项目还会产生许多工作岗位，社会保障也被囊括在“绿色”范畴之内。
雄安新区企业临时办公区 by崔愷，（图片提供与版权拥有,摄影师：张广源）
为了赢得这场“可持续”战争的胜利，人们往往忽略另一种使得深入思考的方式，那就是刻意地使用一种为短期使用设计的结构，无须考虑耐用性和适用性，但可以更为有效地搭建和易于拆除，来减小对环境的破坏。
在雄安新区做的企业临时办公区项目中，崔愷运用了中国集装箱集团的集装箱技术，把质量与速度整合在一起，用半年多的时间满足了“快速”、“临时”的搭建需求，崔愷介绍说，“所有的箱体如何创造魔术化适应不一样的空间，近期有面积要求，我们大家都希望它是可以生长的建，将来适合城市发展，这个城市到底能盖成多大并不太清楚，中央要求雄安新区不许盖高层，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些建筑在低层花园基础上将来若需要有可能还可以变成可以生长的建筑。这一个地区容易产洪涝，我们把建筑架起来形成海绵城市的渗透系统。屋顶的绿化，立面的绿化减少工业产品带来的这样的单调性和不亲近的感觉，创造多元化的空间我觉得也是适合在这长期办公和居住的要求。” 在英国伦敦和澳大利亚佩斯，都通过集装箱技术搭建过快装型酒店。
既然要对“绿色建筑”做全面综合的考量，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未来50，甚至100年后的人口变化趋势。在发达国家已然浮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某些特定的建筑类型就无须建造地太过坚固。“比如廉价购物市场，”Kreißig 说，“它们在完成 20-25 年的服务后就会被拆除，没有人愿意看到它们了。”这也是 GDNB 如今大力推行低技术建筑的原因，然而对于建造者而言，技术难度高，却更为昂贵的“高标准”建筑更具吸引力。经济与环境的拉锯此消彼长，“绿色”必须与经济有关！
还存在一种假设，即我们很难展望100年后的未来，因此，应该用一种更为弹性的方式去设计当下的建筑物，而不是佯装知晓解决方案。举例说明，我们现在建造的住宅楼都是针对目前的生活方式而设计的，但我们并不了解50年后，人们的生活起居方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19世纪的住宅比我们有更高的屋顶，更具弹性，如今它们仍然能很好地被人们所使用，不光是居住，也可以用作办公，并且非常舒适。
黄冈垂直森林住宅 by Stefano Boeri（图片提供与版权拥有）
舒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满足能效的提升显然不符合“人性”。2019年3月1日，第22届米兰三年展特邀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Paola Antonelli）就以“断裂的自然”（Broken Nature）为主题深度剖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安特那利用了“让人类生活的更优雅”这一极富柔性色彩的语句引导建筑师和设计师将优雅注入平日设计中，让更多人成为“绿色”的受益者。
作为三年展的筹备方之一，博埃利建筑事务所中国合伙人胥一波博士激动地分享了刚刚结束的武汉黄冈”垂直森林“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个垂直森林住宅项目，对新一代生态只能高端住宅的发展起到领衔作用，”胥一波说，“住宅是普遍的使用的建筑类型，我们在设计时就不断思考怎么样创造一种新的家居环境，同时也要结合建筑技术的改善，比米兰垂直森林具有更多的观景维度。更重要的是，黄冈采用了限价政策，这也让更多人享受得起美好的生活。” 两栋高达100米的住宅塔楼预计于2019年底结构封顶。届时，楼层中遍植的樱花将带来别样的垂直风情。
无独有偶，在谈到德国弗莱建筑集团在中国青岛中德生态园投资设计的超低能耗被动式住宅区（弗莱 · 德建公元）的时候，集团董事长沃尔夫冈 · 弗莱（Wolfgang Frey）说道 ：“几年前，没有人会在意所谓的被动房屋，人们都觉得太贵了不会有人买。然而，经过我们对技术细节的设计和把控之后，这个达到近零能耗级别的被动式居住小区相对于普通居住小区的每平方米造价增量只有一千块钱左右，如此明显的性价比优势使得南区在开盘的当天上午全部售罄。”
本文刊登于《IDEAT 理想家》杂志2019年4月刊，原文有删减。编辑：Crystal Xu
